海嘯和外匯市場或許不在日本控制范圍之內，但產業及政府領導人也在“自掘墳墓”。例如，許多公司支持所謂的“加拉帕戈斯群島”（Galapagos）技術，這是一種日本的小發明，流傳不廣，因為它們僅僅是根據本地需求定制的。一個經典的案例是移動電話。日本早在iPhone出現10年前，就有了網絡沖浪手機，但本地生產商從未嘗試涉足海外市場，也未能更新它們的設計。如今，就連在國內市場，它們的份額也在喪失，蘋果（Apple）風靡全球的產品成了這里最暢銷的機型。

    與此同時，商界人士稱，政府政策不鼓勵國內投資和招聘。他們指出，勞動法規造成了沉重負擔，企業稅率過高（為41%，而經合組織平均為26%），出口商支付的關稅高于韓國和其它地方的競爭者。重建海嘯侵襲過后的東北部地區的龐大成本，將使日本本已“舉世無雙”的公共債務（高達GDP的200%）雪上加霜，這進一步加大了削減企業稅提案獲得通過的難度。

    當然，并非日本所有工業的前景都一片黯淡。出人意料的是，2011年的災難提醒人們：日本在一些重要、但通常被忽視了的領域，比如精密零件和材料，仍然具有比較優勢。例如，僅日本半導體生產商瑞薩（Renesas）一家，就供應著全球汽車用微控制器的近一半產品，這一點令許多人感到吃驚。當生產這種設備——它負責移動座椅、鎖門和打開電動窗——的工廠由于地震沖擊而停工時，從日本汽車制造中心名古屋到亞拉巴馬州的組裝工廠都陷入停頓。

    日本零件制造商的優勢，在去年10月波音（Boeing） 787夢幻客機（787 Dreamliner）的首飛中，也得以突顯。該機型三分之一的高科技部件是在日本生產的。材料生產集團東麗（Toray）供應的輕型碳纖維零件，使這一機型比過去的飛機更節省燃油。東麗或許不是索尼（Sony）那樣家喻戶曉的品牌，但它也許能夠代表日本制造業最具競爭力的部分。

    到目前為止，大部分公司都選擇把最先進的高價值產品留在日本生產，把低利潤產品的生產轉移到海外更廉價的地方。對單個公司而言，這一戰略或多或少地發揮了作用，但專家對它是否能維持大規模就業表示懷疑，尤其是隨著中國這樣的大型新興經濟體向工業價值鏈上游移動，生產越來越精密的產品。

    日本財經日報《日本經濟新聞》（Nikkei）撰稿人、工業專家團體Beyond Galapagos Study Group成員關口和一（Waichi Sekiguchi）認為，由于技術本身的變化令日本制造商以工程為核心的商業模式變得過時，成本競爭力和日元升值只是枝節問題。“在全球競爭圍繞單個產品展開、以最低價格生產最棒產品的公司成為贏家的時代，這種模式運轉得非常成功，”他表示。“但在網絡為王的數字電子世界，它就遜色得多。”

    關口和一在《重新想象日本》（Reimagining Japan）一書中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了闡述，這是一本分析和政策建議集，由咨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去年出版。這本書的其他撰稿者表示，如果日本經濟死胡同有更好的出口，而制造業會從這些出口挖走更多資源，那么過分強調拯救制造業甚至可能反而有害。“實物產品制造代表著日本的過去，而不是未來，”日本電信集團軟銀（Softbank）創始人孫正義（Masayoshi Son）表示。“勞動密集型產業無法令日本復興……對日本而言，知識密集型產業是唯一的出路。而我們的政府政策還沒有以這些產業為重心。”政府政策主要集中于維護“造物”文化的遺產。在支離破碎的電子行業，政府正努力加速整合，創造“國家冠軍企業”：政府最近支持了索尼、東芝（Toshiba）和日立（Hitachi）旗下小型液晶顯示企業的合并。政府希望，新公司能夠更好地與韓國和臺灣企業競爭。

    但政策制定者也已認識到多樣化的需要，并正著眼于以“無需敲銅打鐵”的行業作為潛在增長領域，包括旅游、漫畫和時尚。“日本風”在其它地方十分流行，但日本文化產業只有2%的產出用于出口。

    日本金融服務公司歐力士（Orix）首席執行官、倡導將高度受保護的服務業自由化的宮內義彥（Yoshihiko Miyauchi），還列出了日本擁有優勢、但在國際市場上地位不足的其它領域——從送貨服務到便利店和醫療。“日本可以擁有亞洲的梅約醫學中心（Mayo Clinic），”他表示，梅約醫學中心是位于美國明尼蘇達州的著名私人醫院，吸引了來自全球的富人患者。

    對于制造業，他寧愿看到公司將生產轉移到海外而蓬勃發展，而不是留在日本枯萎。“當日本公司走向世界時，它們變得更強。而那些試圖在國內拼出出路的公司，現在才掙扎難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