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鐘南山院士表示，新冠疫情2月底已經到達頂點、4月底渴望“解封”，一場新冠肺炎的國內抗疫大戰也進入“收尾”階段。雖然在“外防輸入”上工作任務依然繁重，但是國內社會經濟生活逐漸回歸常態已經“指日可待”。

    在這樣的背景下，在疫情沖擊下，積極防疫、積極應對疫情、積極保障疫情期間客戶需求的“專業視聽產業”必然需要思考“后疫情”時代“怎么走”。疫情期間，停產復工交織、抗疫防疫同行、應急服務有效創新相伴，必然給行業留下一些值得長期堅持的“遺產”。同時，疫情發生對社會管理、生產生活產生眾多深刻影響，也勢必改變疫情后的“客戶需求”格局。

    后疫情時代，把握企業客戶“高效率、低成本、新習慣”的主線

    新冠肺炎疫情幾乎打亂了所有社會生產和服務部門的“常態節奏”。例如，《囧媽》選擇網絡首映，就是因為“院線關門”。很多企業，錯失了至少一個月以上的生產時間、全球產業鏈緊張狀態前所未有。韓國現代整車廠成為全球首個受武漢產業鏈波及停工的特大型企業。……

    如果損失的僅僅是“時間和產能”，企業可以通過疫情后期的“加強投入和提高生產強度”追趕回來。但是，社會經濟作為“一架最復雜的機器、人類自身也未能全面認知的機器”，其“多米諾”效應是全范圍的：如，停工必然意味著“工資”的企業成本“上升”、員工的收入預期“下降”。這將影響社會需求節奏和企業現金能力。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方面“搶抓市場機遇”、一方面“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將成為“疫情以后”很多企業的重要“工作”。

    對于效率提升、成本控制，疫情過程中，一些新措施給很多企業提供了“很好的經驗”——這就是“云辦公”。據一些研究數據表明，我國企業的云辦公、云會議、云溝通的普及率不及歐美同行的“十分之一”：這顯然是一個“黃金坑”式的專業視聽市場機遇。

    疫情過程中，企業被迫選擇云辦公、企業之間和內部業務被迫選擇云溝通，讓很多企業看到“云原來可以這么用”，企業的很多辦公成本、很多差旅成本可以節約，很多會議可以不開、可以換個方式開、可以小范圍開，尤其是能夠節約大量的時間資源……習慣和經驗的普及，將成為“反轉中國企業云辦公比例低于主要發達國家”的重要“轉折點！”

    行業專家指出，中國企業不習慣云辦公的原因在于兩個：1.人力成本結構問題。我們的經濟發展長期享受人口紅利。這使得在同樣的項目中，中國企業的人力成本占比更低，更為激烈的就業環境促進了“更利于管理的現場用工比云辦公優勢明顯”的現象。但是，隨著我國經濟向創新經濟轉型，更多高級崗位的薪資已經與國際接軌，甚至半導體這樣的行業，工程師的薪資超過日韓臺，且辦公樓宇的租金也在水漲船高。這將改變“人力成本結構”對云辦公普及的“拖后腿”影響。

    2.我國的人情社會、人際關系文化問題。國人更講究“面子”和集體主義！現場見面的“面子”和“打一個視頻電話”顯然大不相同。歐美文化更講求個人自由和就事論事——他們不愿意做不必要的成本犧牲，尤其是時間成本犧牲在虛無縹緲的“面子”上。這一點成為國內企業不如歐美企業那樣喜歡云辦公的“文化”基礎。而疫情期間，云辦公、視頻溝通表現出來的“效率”價值和培育的“新習慣”，將有助于不斷改變這種“傳統文化習慣下的面子”問題。

    所以，在后疫情時代，圍繞企業“跨過疫情”沖擊造成的暫時困難，在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層面，以專業的視頻會議、云辦公，專業視頻會議室系統和設備等為代表的專業視聽產業將“擁有機會”，并迎來一個“可以持續挖掘”的行業成長點。

    后疫情時代，把握新老基建和社會治理“補短板”

    在3月3日的（G7）七國集團各成員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臨時電話電視會議上，G7做出了面對“COVID-19對全球經濟增長的潛在影響,我們重申了我們的使命,那就是用合適的貨幣政策工具來保證強勁、穩健的增長,預防出現經濟下行風險”等重大決策。

    類似這樣的決策也是國內經濟在“后疫情時期”的重要內容。未來保障全年社會經濟目標，特別是就業目標的實現，對疫情造成的經濟成長損失做出“緩沖”和“對沖”，結構性的降稅、降費、提高財政支出力度、提供央行貨幣靈活度和對關鍵領域的支持、進一步下調社會，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成本、并支持一批重大基建與補短板項目，提升社會經濟的活躍度已經是“進行時”。

    這方面的機遇主要分成三個層面：第一是“老基建”。實際上，所謂老基建也未必是“傳統鐵公基”，比如日前，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央網信辦、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等多部門聯合印發《智能汽車創新發展戰略的通知》，其中也涉及大量“交通智能化”的章節。這將推動“存量”公路市場的“智能改造”——即是老基建，也是新基建。再比如，中辦、國辦近日印發《關于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指導意見》，對“綠色基建”提供了更多的支撐，環保基建將成為“持續投資”的重點。

    總之，老基建也有新含義。這一方面是由于“傳統老基建的空間越來越小”，更是因為科技進步、人民需求提升，推動了“老基建新內涵”。而這些老基建的新內容，離不開智能化、信息化等技術支持，自然是專業視聽產業“用武之地”。

    第二，“新基建”是這一輪“刺激政策”的中心之一。新基建的龍頭當然就是5G和物聯網。這涉及到大量基礎設施的建設、管理和運維，也涉及到大量新業態的實現，并對傳統“業態”給出新答案。例如，公路視頻監控，傳統的方案是“鐵塔、電線、光纖”等大基建，而現在依托智能路燈體系，燈桿就是鐵塔、路燈供電也是視頻監控供電、智能光感開關讓路燈電源不再需要遠距離開關和白天斷電、5G信號則讓這樣的攝像頭不需要專門的光纖連接……這些特點，實現了“基礎設施的集成和硬件共享”，提升了單位投資的產出，更為數字城市提供更多的傳感器節點支撐。

    雖然“新基建”在整個基建投資中的占比并不會是大頭。但是，考慮到新基建多數圍繞，或者必須標配信息化系統，這對于專業視聽產業而言，意味著投資拉動的“有效比”更高。甚至，行業人士認為，只要是信息智慧技術的項目，視聽產業都有“用武之地”——專業視聽科技應該被視為“新基建”的一部分，是新基建的“鋼筋水泥”之一。

    第三，“補短板”工程也會是后疫情時代的重大機遇。比如，國家衛健委、生態環境部等10部委聯合發布《醫療機構廢棄物綜合治理工作方案》明確，要在2020年底前實現每個地級以上城市至少建成1個符合運行要求的醫療廢物集中處置設施；到2022年6月底前，實現每個縣（市）都建成醫療廢物收集轉運處置體系。——這場疫情襲來，雖然國內的防疫、抗疫能力比2003年非典時期“強大”不少，但是由于疫情傳播范圍和感染人數更多，依然暴露了從疾控體系、醫療保障體系、防控物資體系、科研體系、生物安全體系到交通運輸、應急指揮、公共服務支撐等眾多方面的“不足”。

    以防疫和醫療救治為核心，以公共服務為基本出發方向，疫情后對疫情過程中的經驗進行總結、短板進行補足，將啟動一輪醫療和防疫相關產業、公共服務與管理應急體系相關部門為代表的“汶川地震后薄弱校區改造等類似工程”。這里面即有老基建、也會又新基建，更會有智慧信息技術應用的創新和升級。其中蘊含了專業視聽需求的部門不僅限于公共服務、社會管理、應急動員、網上政務、遠程醫療、遠程教育等應用，還會涌現出一些完全嶄新的“創新需求”。

    面對后疫情時代，恢復社會生產生活、提升經濟運行水平和穩定性、加強社會應急體系和防疫能力建設，一輪“財政”紅包已經排隊走來、一波政策支持逐漸落地。雖然視聽產品采購位于“項目后期”，但是，這依然會給專業視聽產業帶來“未來3年的市場遐想”。

    以創新為抓手，把握“后疫情”機遇

    “改變就是最大的機遇。”一位30年的專業視聽產業元老如此看待“后疫情”機遇。他認為，一方面疫情改變了社會生活生產的各種節奏，甚至是價值觀；另一方面，也改變了專業視聽產業內部的格局，帶來一些新的氣息和競爭增量。

威創廣州日報融媒體中心項目（威創供圖）

    所以，在把握“后疫情”機遇的同時，必須有“‘改變’上的風險意識”，即專業視聽企業要有自己的新方法、新供給、新模式。例如，在云教育、空中課堂影響下，“專業錄播”教室的意義會得到嶄新的“詮釋”。但是，專業錄播教室的應用“方式”也會改變：在“學校到學校、班級到班級”的傳統模式下，增加“班級到學生家庭和個人”的新應用，這對于硬件技術、軟件功能會提出新需求。

    再例如，如果社區要進行智慧化改造，那將會涉及很復雜的“財務和資金”籌集問題。也涉及到隱私信息的管理與安全問題。這必然不同于“傳統小區安防一個小區一個項目的方式，而會變成大公司、專業智慧物業主導，政府支持，服務形態的項目”。這需要專業視聽行業在“小區、社區、村莊等視聽工程營銷上‘升級’”。

    當然，嶄新的技術創新也會是亮點。例如結合了AI功能的紅外攝像頭，能夠成為“溫度探測設備”。這種新應用會不會成為眾多公共場所的“標配”，甚至“法定”管控技術。這將帶來從傳感器、通信、大屏指揮、數據處理到應用軟件等的“全產業鏈創新需求”。且這種技術可不可以與公共顯示標牌等其他公共信息設備結合，也可以成為“創新點”。

    綜上所述，“疫情新機遇”不可能是“老供給的簡單增量”，它必然是新供給、新價值，甚至新商業模式。這比疫情自身對視聽產業的沖擊，更能長久的、在根本上考驗視聽企業的“應變能力”。所以，“后疫情”一定有機遇，然而黃金坑的把握卻需要“下坑、出坑”的能力，不是“平地撿芝麻”。專業視聽企業既要正視疫情造成的困難、也要正視疫情后的機遇，卻更需要在“后疫情時代”升級自己。